鄧拓故居

     鄧拓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樓區道山路第一山4號，又稱“第一山房”。南宋紹定二年(1229年)狀元黃樸即生長在此。清乾隆年間(1736～1795年)少詹事葉觀國購為別墅。清嘉慶元年(1796年)歸邑人林材(號楚麓)所有。現有房屋為坐北朝南，寬11米、深9米的三間排雙層木構建筑，樓下中為廳堂，左右廂房，鄧拓便出生左廂房。房屋以山為屏，三面圍墻，庭院內條石鋪地，擺設石桌，門頭房旁為花圃，依山砌有花臺，栽種花木。樓斜側巖石上有林材鐫刻的隸書“第一山房”四個古字。1991年市人民政府掛牌保護，后又公布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
人物概述　

　  鄧拓(1912年2月26日～1966年5月18日)，原名鄧子健，鄧云特（注：另有一說為鄧殷洲）。筆名馬南邨（不宜簡化為馬南村）、于遂安、卜無忌等。福建閩縣(今福州市區)竹嶼人，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。中國新聞家，政論家。1930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34年在河南大學學習。抗日戰爭爆發后，先后任《晉察冀日報》社長、新華通訊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等職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，歷任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、社長、中共北京市文教書記兼《前線》雜志主編，版權所有山東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，轉載必究！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，撰寫過大量社論。為《北京晚報》的《燕山夜話》， 《前線》雜志的《三家村札記》等專欄寫的雜文，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，深受讀者歡迎。文化大革命中與吳晗、廖沫沙一起被誣為“三家村”成員，含冤而死，后獲平反。

人物生平家庭背景

　　鄧拓之父鄧鴻予舉人出身。民國15年(1926年)，鄧拓就讀于福建省立第一高級中學。民國17年（1928年），和傅衣凌等組織“野草社”，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《野草》。民國18年（1929年）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社會經濟系。翌年（1930年）冬，加入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，參加中國共產黨。翌年秋，轉學到上海法政學院，曾任社會科學家聯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區黨團書記，中共法南區委宣傳干事、宣傳部長和南市區工委書記等職。

　　民國21年（1932年），參加上海紀念“廣州暴動”五周年游行時被捕。翌年秋，保釋出獄。是年冬，參加“福建事變”，在“人民革命政府”文化委員會、外交部任職。“閩變”失敗，逃到上海，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系續學。民國26年6月，出版專著《中國救荒史》。同年夏天，再次被捕。版權所有山東聊城聊之旅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，轉載必究！“七七”事變后，獲釋。9月，進入五臺山抗日根據地。先后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、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、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、晉察冀文聯主席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。鄧拓率領新聞隊伍，轉戰太行山，既是總編輯，也是指揮員。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一周年時，鄧拓為《晉察冀日報》撰寫討論《紀念七一，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》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系統論述毛澤東思想的論著之一。同年3月，與丁一嵐結婚。民國33年（1944年）5月，主持編輯出版5卷本《毛澤東選集》(晉察冀版)，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《毛澤東選集》 。北平和平解放后，鄧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、宣傳部長。

取得成績

　　1949年秋，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。同年冬，受聘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。1955年，當選為中國 　　 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。1958年，調離人民日報社，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，分管思想文化戰線工作；主編北京市委理論刊物《前線》。1959年，兼任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領導小組組長，出版《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》。1960年，兼任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。鄧拓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，第一、二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，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。60年代初，鄧拓應《北京晚報》之約，撰寫《燕山夜話》專欄雜文。不久，與吳晗、廖沫沙合作在《前線》雜志撰寫《三家村札記》雜文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，被打成所謂“三家村集團”，身心受到極大摧殘。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。1979年2月，平反昭雪，恢復名譽。鄧拓追悼會1979年9月5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。著有《鄧拓散文》 、 《鄧拓文集》 、《鄧拓詩詞選》等行世。1994年，福州鄧拓故居修復，建成“鄧拓紀念館”。

鄧拓之死

    1966年春夏之交，中國上空狂風呼嘯，電閃雷鳴，壓得人透不過氣來。5月18日凌晨，鄧拓含冤離世。那年他五十四歲，正是風華正茂的中年，就成為那場延續十年曠世大災難的第一位殉難者。 　

　　鄧拓五十年代在《人民日報》時期的主要助手、前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、社長胡績偉，在鄧拓逝世二十年時寫過一篇《平生贏得豪情在》 ，

詩人

　　鄧拓是杰出的歷史學家、新聞家、雜文家、書法家，但我以為他的氣質仍是一位詩人。從青少年時代直到去世前幾個月，三四十年間寫了大量詩詞，有的瀟灑飄逸，有的渾厚深沉，但都是一往情深，真摯感人。比如當年《晉察冀日報》社有位來自武漢年輕有為的記者司馬軍城，也是一位有才華的青年詩人。1942年隨報社一批同志到冀東工作，在長城以南、灤河兩岸游擊區辦報。鄧拓同他情誼很深，在司馬去冀東前，曾寫詩為他送行，有“山中學道飄青鬢，火里摶金見至情。離亂旅途天野闊，軒昂戰纛日邊明”之句。1943年，司馬軍城給鄧拓來過一封信。青年詩人從灤水邊向西遙望燕山深處，意氣風發地寫道：“你看，朝暉起處，即我在也。”信到不久，就傳來了他在敵人包圍中壯烈犧牲的噩耗。鄧拓展閱來信，夜不成眠，含淚寫了一首挽詩：朝暉起處君何在？千里王孫去不回。塞外征魂心上血，沙場詩骨雪中灰。鵑啼漢水聞灤水，腸斷燕臺作吊臺。莫怨風塵多擾攘，死生繼往即開來。這首挽詩，既有憂傷，又有懷念；既有哀悼，又有誓言；如怨如訴，可歌可泣，通篇都傾注著革命者對戰友的深厚情誼，至今讀了還是感人至深。 　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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